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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要有第三种准备。

    交白卷也是可能出英雄的，戚继光鼓起勇气准备交卷。就在这时，兵部侍郎杨守谦跑来了，在考棚里大声喊：都把笔扔了，赶紧跟我抄家伙！

    考生们以为是试题有错要换卷子，其实是俺答的大军来了——这就是“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是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俺答部攻陷京城外围的密云、顺义，进逼京城九门。京城兵力不足，朝廷只好将前来应试的武举人投入战斗。戚继光临时受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就是负责向九门传达命令，并监督命令的执行。

    真打仗，戚继光这是第一次。当兵这么多年，戚继光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真敌人。

    “庚戌之变”危机解除，明朝北方的局势依然严峻。为了加强边防，明廷令各地卫所选拔一批精壮士兵，到长城一线协防。从此，戚继光开始了戍边生涯。

    以科举谋取功名，不适合戚继光，他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但应试麻烦，戍边更艰辛。戚继光在一首诗里写道：“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这诗的解读，相当麻烦：有人读出了志气，有人读出了怨气。到底什么意思，只有戚继光自己最清楚。机械地重复单调的工作，正常人都会有点牢骚。

    戚继光驻守的地方又是蓟门，蓟门为明朝的四大防区（宣、大、蓟、辽）之一。因为太重要，所以高级军官多，戚继光的四品衔根本排不上号。在这里，戚继光只能巡哨。指挥军队，那是领导的事；站岗放哨，那是士兵的事。戚继光的日子不爽，好歹轻松。

    业余时间里，戚继光没有打牌、喝酒，而是认真地写了篇专业军事论文，对明朝的边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明朝的武将多是大字不识，戚继光的这篇《备俺答策》，引起了兵部官员注意，发表在兵部“内刊”，供京师一带的守将学习，戚继光很是风光了一阵。但红了一阵，就再也没有下文。几乎白白混了三年，边境形势趋缓后，戚继光重新回到了山东。

    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山东总督备倭。这个时候，明朝的“南倭”形势明显压过“北虏”问题。正是由于“倭寇”问题的升级，戚继光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倭寇的面目

    中国的“倭寇”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十六世纪出现“嘉靖大倭寇”，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这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朝廷实行了“海禁”，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并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不过，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时禁时开，以禁为主”，毕竟过去了许多年，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日本这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蕃国到明朝“朝贡”还是容许的，但“朝贡”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朝贡”几乎就是个“面子工程”，明廷“厚往薄来”，以高于“贡品”几倍价值的货品“赏赉”朝贡国。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国要“进贡”，交通工具不好解决，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远洋货轮”，所以日本国对来华“朝贡”很积极，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主要原因，是日本乱了。

    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按理谁是真代表团，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因为业务越多，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

    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宋素卿，一个国家两个使团，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前者后到，后者先到，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招待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