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都是钱闹的 (第3/5页)

可支配收入。

    相比于收入,物价则不便宜，一斤鸡蛋三毛左右，肉价也差不离,衣食住行之中，布料这种必须品则更贵,每尺大约三到四毛钱，七口之家，一年一人—套衣服,成年人大约需要十二三尺布,孩子六到七尺，合计费用三十多元,还有鞋子、冬衣等,一年四季,全家人抛除其余一切开支，最低也要支出大约一百元左右。

    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一年吃个三五十元药,加上收成稍欠，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灾年,哪怕是统购统销、公社化，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但后来随着—系列的政策和运动,反右、大跃进、再加上文革,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一个说慢—点一个是要快,再快,更快，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再到‘右倾’的帽子，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5年底至56年1月，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开始再‘更快’的意思下，出现了浮夸风,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决定压一压,要‘反冒进’要稳定发展,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上来就是一顿怼，搞得二人下不来台。

    ‘反冒进’由此变成了‘反反冒进’，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如此一来,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破,不过这一时期还是能控制得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57年庐山会议之后,就完全失控了。

    从‘大炼钢铁’到‘放卫星、亩产万斤’，中央高层集体做出了超出实际的规划,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而这个结果无疑是集体造成的。

    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将责任归究到具体的个人，那么在农业之上，少其与晓平要负责;在国家政府工作统筹之上，伍豪、陈芸要负责;而在整个形势的总体变样上,最高领袖要负责。

    意识指导行为，但思想要联系实际，行动之前更要认真研究、规划，哪怕思想高度再高，再有全局战略，但脱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行动的结果只会让这些思想，变成为正确的废话。

    ‘三代之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些思想高不高尚?正不正确?理不理想?当然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思想高尚正确，就认为做出的‘规划’就全部正确。

    这个‘规划’用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路线’，一部分领导认为要‘稳’,这是一个路线,而最高领袖和另一部分领导认为要‘快’，这是另一个路线,究竟谁正确呢?历史已经给了答案了。

    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决议是集体做出来的,所以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有人,如果要将这个责任放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要么是真不懂,要么就是坏。

    腊梅寒开,瓣指一方,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吵架,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事情也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同安县里的老百姓集体炸锅了。

    作为对政治知之甚少的群众,他们却拥有着朴素情感,人们一边倒的支持姚圭甲，大骂上面不要脸,认为他是同安县人民的好书记。

    因此每天都有老百姓提着整蓝子的鸡蛋、鸭蛋,提鸡抓鸭,来到县政府门口,说是要送礼,县政府是拦也拦不住,以至于门口摆了一地的各种百姓送来的物什。

    县里头痛,地委也闹得脸上没光彩,但这种事遮掩是遮不过去的,不过第三天,省委就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汇报,刚刚喜喜庆庆过完元旦的曾席圣，—上班就碰上了这档子事，好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省长黄岩双手盖在炭炉上,他朝坐在办公楼前的曾席圣说道:“这个事情要尽快压下去，否则真闹大了，到时不好收场。”

    曾席圣一只手放在炭炉上，另一只手则夹着烟抽着，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决定,而是问道:“下级对抗上级这事肯定要给个说法,但是同安县情况不同，如果处理了姚圭甲就失了全县的民心，我听人说,当地老百姓送的礼物,将县委县政府门前的空地都摆满了。”

    黄岩点了点头说道:“我赞同你的看法,所以这个事情处理起来,要有技巧。”

    “比如呢?”曾席圣叭了一口烟问道。

    黄岩沉吟道:“首先不能派组织部的人去，如果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