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0章 正本清源路漫漫(八千字) (第2/5页)

的'廉租房’，便宜提供给贫困家庭，甚至不要钱直接入住，养济院更是设到了各州各县，其福利规模在当时的世界属第一，也是当时世界第一个福利型閤国悫澜家。”

    《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然而贪官污吏太多，他们总是上下其手贪污腐败，而底层出生的朱元璋对这种行为恨之入骨，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剥皮萱草’。

    “朱元璋对官员举起屠刀，杀得人头滚滚，而记录和评倀泮价历史的权柄又在文化人手中，所以他们眼中的朱皇帝就是残暴不仁，对抓捕他们这个阶级的“锦衣卫’、打压他们的'太监’，极尽黑化。

    事实是，锦衣卫的前身'拱卫司’是皇帝的亲军都尉(相当于中央警卫团)，主要用于监察百官(相当于中央调查部，但有审讯和处置权)，锦衣卫的主要工作并不针对普通民众，而是针对官员，吴先生作为明史专家，这一点不知道实不应该。

    且有明一朝，太监从来没有真正掌过权，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他们为皇权服务，所以有明一朝不存在'十常侍’，也不存在真正的'权阉’。

    “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手掌三千人的内操军(紫禁城内阉组成，在宫内驻扎训练)，他要发动政变的话，无论是崇祯还是天启皇帝，早死得透透的了，可是崇祯仅一个圣谕，魏忠贤就瞬间从九千岁，被贬到了凤阳守皇陵，最后在途中绝望上吊自杀。

    “而明朝之所以出现如此大权柄的太监，是因为自宣德皇帝后还权于文官集团的斗争需要，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文官集团彻底掌权皇权旁落，明朝皇帝为了拿回权力，又无人可用只能利用太监，且明朝的太监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为了大明朝廷稳定的需要。”

    “明朝中后期国家税赋收不上来，皇帝为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不得不将大量的太监派出去进行检查收取矿税盐税商税等，而文官集团早已经与大地主大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连3%的税都拒绝上缴还偷税。

    “从天启七年魏忠贤死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天启五年的商税矿税是480万两，崇祯元年只剩下了60万两，以至于国家财政不足开始向百姓加征辽响，至此原本富人阶级该缴的税，现在加到了本来就贫困的百姓身上，造成百姓揭竿而起，为了剿灭国内的叛乱和应对辽东的建奴，又开始继续向百姓加征三饷，仍旧不向富人征税，进一步促使国内民变四起，匪越剿越多，开支越来越大就越要向穷苦百姓征税，至此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国家财政枯竭，明朝灭亡。”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锦衣卫还是太监，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皇帝为朝廷工作，锦衣卫抓违法官员，太监收官僚集团税收，都是在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自然在文人的笔下成了残暴黑暗的存在，而作为一位明史专家如果依旧站在官僚集团的一边看待问题，那么就会得出和官家集团一样的结论。

    “很明显《朱元璋传》对于明初武官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国家稳定的问题不加以思辨，对于元朝的'包税制’导致的文官势力对国家统治权力造成的困境不加以分析，只从朱元璋杀人的角度来解析，只从当时儒家文人的思维出发，站在文人士大夫的角度，那么朱元璋无疑就是他们眼中的残暴之君。

    “第三，《朱元璋传》脱离时代谈历史，阶级立场的分析不足，明朝是一个君主制王朝，分析当时的历史，应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特点，一味的采用今时的观点(且并不全面)，以'封建等于黑暗’的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够客观。

    “君主制王朝由皇权、官僚(士绅/地主)、百姓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的主要阶级群体，而这部著作，对于皇权和官僚的分析过于片面，在皇权上只侧重了朱元璋个人的行为，而没有从国家统治的宏观角度分析。”

    “对于官僚阶级的分析，更是较多的站在了他们的立场，将朱元璋对官僚群体设置的监察、管理机构以及举起的屠刀，混淆描述成对整个明王朝百姓的行为，而至于明初的福利政策，则不加以正视。”

    “第四，无视了民族主义问题，元末的起义，带有浓重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著作中似乎认定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族主义，至于宋濂起草的《谕中原檄》中的'华夷之辨’、”驱除胡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