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8章 农业发展 (第3/5页)

年小麦总产量1260万斤，玉米890万斤，加上养殖、集体工厂等，仅我乡合作社集体年总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分红62万元，全社八千户，每户分得77.5元。”

    晓平微微点头，又问道:“现在一户人家，收入对比以前是否有增长?”干部连忙点头道:“收入自然是增长了，我们乡合作社基本都在农场和养殖厂、乡集体工厂工作，加上其它三个乡，去年全社每户平均集体分红约110元，再加上工资收入，我乡户均收入420元，其它乡有责任田收入，使得户均收入约35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还多。”

    方叶听明白了，这里的集体分红是平均分配的，金星乡合作社采用是集体农场制，没有划分责任田,职工在农场劳动拿工资，而其它三个乡则划分了责任田，但三个乡此前是一个整体,所有收入都归当时的公社来分配，现在依旧如此，这才出现了四个乡集体分红的情况。

    此前公社时期，每户年终大约能分到150元，丰年能到200元，而改制之后,现下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增长了，原因是原本国家要收的钱，现下分到了农民和农场职工手上，按照个逻辑，事实上在短期内，国家是要承担财政困境的。

    这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理念，过去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工农业产出来保障国家建设，所以采用公社制将钱和资源都收上来，只进行最低层次的分配，但这样做确实能在一个周期内保障国家建设所需，但从长期看,经济链条被打断，带来的负作用是明显的。

    历史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此间三十年,国家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最高的一年增速甚至达到了21.3%，可是国家发展得如此之快,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贫穷问题＋分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量赤贫。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过度的将钱收到了中央，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下经过两个五年建设之后，方叶就向国家提出了分配存在的严重不足问题，因此三五计划(1964年)开始之后，国家立即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同时取消对个体户限制，实行责任田制。

    个体户全面解禁刺激了商业流通市场的发展，国家从中厘税，一方面保证了工业产出消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而责任田的划分,说白了就是进行一次国家层面的重新分配，将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农业产业价值,通过增长农民收来，扩大农民消费，带动工业和市场增长，绕一圈再收回来。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农民有了钱需求就会增长，购买力也就上来了，以前买不起的热水瓶、布料，甚至自行车、手表都有了消费能力，而再过两三年,农民身上的钱越积越多，新房就会建设,这又会带动全国砖石木料、水泥的生产，且能增加无数就业。

    一个简单的逻辑，钱从农民手中过了一圈，农民拥有了自己想要东西，破衣烂裳的形象也改变了，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同时又扩大了国家的财政,这里的唯一不足时，短期内国家需要承担一下财政不足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由于国家62年时，就已经解开了个体户限制，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社会上大量的新增消费所带来的税收，对冲了农村集体改制造成的短期损失，使得这场改制从国家财政层面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

    1967年是北方新麦种和责任田制全面推广的第二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预计明年整个社会就会迎来真正的财富增长时期,全国的一般工业制成品、轻工纺织、化肥农药等需求都会大规模增长,而其带来的问题,就将是当前的计划经济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回程的车上，方叶向晓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说道:“农村新集体体制实行之后,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增长，这个增长周期，大约能持续五年左右,最多不会超过八年，后面就会下降。”

    晓平不解的问道:“增长了怎么还会下降呢?”“物价指数上涨啊。”方叶说道。

    一句话，晓平同志立马就明白了，他抽出香烟给方叶递了一支